Elementary｜一位“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心理变化
Part 1 ：2022-12-13 身体告诉我，必须要辞去这份北京的体制内工作
1. 我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脖子周围的湿疹，因为刚刚挠过，它们红得正当时，并且面积似乎扩大了，脖子右边更为严重，旁边和稍后面的“老旧小区”已经被我挠成即将冒血的“危楼”；而靠前的“新小区”则是夜里不受控制的手“开荒”的成果。
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得这么严重的湿疹，之前完全没有“不能挠”的意识，于是它们就在我夜晚的抓挠中愈发严重，直到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2020年之前，我在街道不同部门和2个社区已经工作了近10年，都是比较琐碎的政策执行类工作，常年在窗口的工作磨平了我的耐心和斗志，我常对未来感到迷茫，可进入朝九晚五的循环后又很难摆脱，我会间歇性寻求一些进步，之后又会不思进取地混日子。
直到J出现，让我不得不开始面对浑浑噩噩的状态。
和一个人的相处，如果一开始就不舒服，那么之后的事情便会慢慢证实这一点。
2020年初，我被调到街道残联部门工作，那里的领导J也不过刚接手半年多，是个据说还有3年左右就要退休的女领导，齐耳短发，瘦瘦的。
我之前并没有和她说过几句话，碰到也只是简单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但是这次被调过来让我隐隐感到不适，因为她并没有和我提前沟通过，几乎是前一天给我打电话，第二天就让我过去。据说她是因为觉得我有工作能力向上级领导申请调我过去的。
我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可是并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这是“命令”，而在这种性质的单位，我也只能服从。
我学着适应，渐渐发现新领导的一些工作习惯:每天早上她都会挨个给我们几个兵打电话布置任务，一共4个人，从头打到尾，其实都是区里发过通知已经布置好的，很多我们都已经汇报过进度了，但她还是会催一遍。
她的口头禅是“抓紧时间”“来不及了”“要做好点”。科室评分，如果有宣传稿登上街道公众号就会加1分，在别的科室1个月都不见得上1篇稿的情况下，她对我们的要求是每周都要上1篇稿，至少提前2天把稿子写出来发给她，她会对着电话逐字逐标点地给我们改，再和宣传部沟通选题和具体内容，总之一定要确保活动结束当天就发出稿子及每周上稿的实现。
其实如果能在过程中把写作水平提高也是一种收获，但这种想法显然很理想化，因为她斟酌再三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词句，而宣传部本来也会再改稿，我们只要把基础的素材发过去就好了。
2. 这种“较真”被她用在了工作的方方面面。
有项“接诉即办”的工作是每个科室都很头疼的，经常遇到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解决不了，会影响到各科室和整个街道的评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委婉的处理方式，例如走“申诉”，或者调动更多的资源，想更多的办法。有些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顶多会扣科室领导绩效的几百块钱。
但在她这里是不允许的，一定要做到让对方回答“满意”“已解决”才行，这样三率——“回复率”“满意率”“解决率”才能达到100%，从而评比中不扣分。
“每一项工作都要得急，又要求完美，我们是千手观音还是机器人？做事情不需要时间吗？不能分清主次，抓重点吗？”我忍不住向同事小李吐槽。每个人手头都有好几样工作，我们并不是专门的写稿手和接线员，每天像耍杂技一样接住抛起来的几个小球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还要抛接精准不掉，加快速度，玩出花样，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领导嘛，只会动动嘴皮子，怎么知道下面办事的人有多难。”小李深吸了一口烟。
在这种单位，一般快退休的领导都会找个二线岗位，清净悠闲，而不是来啃“民政”“残联”这样的硬骨头，我们不知道她是否主动请缨来这里做事，但是看她的状态十分有干劲，总会自己想出一些事或者主动和区里申请一些任务安排给我们。
这样努力给自己加分，难道退休前她还能再提级涨工资？我们也只能这样猜测着。
我忍住怒气，告诉自己这些都是锻炼，直到“健康”的底线被触碰。
在J手下工作3个月以后，我的右膝盖因为一次摔伤动了个手术，术后需要康复治疗，每周去医院和机构各1次，像小孩子一样从最基本的走路开始练习，逐渐过渡到小跳、跑。术后三个月是黄金康复期，我很重视，怕训练没做好影响活动。
每次我请假，即使只是半天，还有医生开的治疗单，J也都很不乐意，最起码要问1个关于我手头工作的问题，有几次明知我在训练还不停给我手机打电话，催我一些并没有很紧急的事，虽然很烦，但我忍着。
直到有次区里下午临时通知第二天要过来检查一项工作档案，我已经约好下班后去机构做康复，也在上午就和J说过了。在接到她的催促电话之后，我就开始按要求准备，刚好在下班前准备完了，我们不在一个地点办公，大约有2站路的距离，她要求我送过去让她看，有需要改的当场改。
我很着急，和小李商量先让他帮帮忙，如果有要改的简单帮我改改，实在不行我训练后再回去加班改或者第二天早上早点过去改，小李也同意了。
但是J就怎么也不同意:“你必须现在带着材料来！马上过来！”
“可是我已经和康复师约好了，那边约康复的人排得很满，等不了我。”我急得脸红心跳加速，不明白这样一个可商量的方案她为什么不能接受。
“不行！马上过来！”
在商量无效之后，我索性挂了手机，前往康复机构，让小李带着材料放到她桌上。
一路上，手机不停震动，我没有接，开始训练了，手机还在震，我不予理睬。我向康复师说了整件事，“工作可以换，但腿是要跟我一辈子的。”这是我的立场。
“你说得对，这领导太不近人情了。”康复师说。
第二天，检查人员过来只是简单地翻了翻档案，并没有说什么，很快就结束了。而他们并不知道我为了这件事在前一天经历了什么。
我忍不住向同事小兰吐槽了这件事。“这算什么？！”小兰接下来的叙述让我目瞪口呆，“你没来之前，我做个妇科手术，全麻，手术的时候我老公在手术室外拿着我手机接了2个她打的电话，然后下午我醒了忍着痛给她回电话……”
“你还给她回了？这要是我，理都不理她！”我气得翻白眼。
工作要求高，请假难，情绪在不停累积。
直到我接手“接诉即办”工作，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难。
接诉即办是这几年来基层很重视的一项工作，纳入领导及街道绩效考核指标，它要求“有件必回”，回复要有电话录音，如果是上门回复需要拍照片。
能打各部门电话就解决的问题早就被解决了，反映至12345的问题通常很棘手。
而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里，包含着“精神残疾人”这个更特殊的群体，回复他们投诉件的难度，是我之前未曾预料到的。
某天我接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小林的投诉件，他投诉补贴问题，本来这个件的回复并不困难，只需要把补贴相关政策和标准说明即可。但是对于小林这个人，我比较发怵，他除了经常编造一些事情之外，还喜欢骚扰女性，之前有过在办事大厅窗口和社区骚扰女工作人员的黑历史。
于是我恳请部门内退休返聘的老刘师傅帮我回复，他同意了。回复过程中小林绕开投诉的问题，说了一大堆他困难不给他找工作的事，老刘也一直在安抚，好不容易电话才结束。
可是后来街道和市里要对投诉件进行回访，小林“未解决”“不满意”的答复让J很焦虑：“你得继续给他打电话，让他说解决、满意”。于是我又拉上老刘给他打了一个，小林当然不可能满意，而且似乎调动起了他投诉的积极性，在两天内接连打了5、6个投诉。
我们也没法回复了，于是找到接诉即办部门的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他同意我们提交小林的诊断证明及写申诉把说明情况就行，我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过了两天，小林又打了投诉电话，J不同意直接申诉，还是要求回复他，没有料到的是，小林好像被惹怒了，电话的最后竟然扬言要自杀。
我们也被吓到了，这显然是威胁和恐吓，但是如果不回复，是不是也不至于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最后J亲自回复，好说歹说，总算把小林劝住了。
我心有余悸，问消息灵通的小李，如果碰上最难解决的问题，类似这种，解决不了，别的领导会怎么办？小李说有的就认了，扣绩效几百块还比较省心。
“不行我给她几百块吧，万一之后小林再打可怎么办啊？或者遇到类似的精神残疾人，根本沟通不了的。领导应该把残联部门的特殊情况和上级反映，争取特殊处理及资源、人员支持。”
“办法倒是有很多，就看领导想怎么做了。”小李意味深长地说。
过了一个月，我们邀请了机构的心理咨询师为社区工作人员培训，讲解与残疾人沟通技巧和压力疏导的内容，借着这个机会，J向心理咨询师问了小林的案件。
老师听后无奈地说：“我必须得说，基层工作人员真是太不容易了，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这种危机干预事件在我们这里都需要专门受训的人员才能应对处理的，而且我们是有支持小组的，事件结束后会相互讨论、相互支持。”
我简直要哭出来了，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辛苦不是矫情，另一方面这是专业心理咨询师对J问题的回答，她听了应该有启发和触动吧？之后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吧？
趁热打铁，两天后我主动去找J：“科长，我能不能不负责接诉即办这个工作了？我能力不行。”
“不行，这工作交给你了，就是你负责。”
“可是这工作压力太大了，不能总一个人长期负责，能不能轮着，一个人负责一个月？”我们有4个人，这样能缓缓。
“不行，别的科室也是专门的一个人负责的，专门对接。”
“那我负责整理回复和上报，具体问题由负责该项工作的同事回复行吗？”
“那哪行啊？根本没有这样的。”
事实上，很多科室和社区就是这样做的，我打听过，各项工作都有对应的具体政策，本来就是对应的人员回复才最清楚，而在她这里，又被否了，我感到胸闷。
第二天下午，她再次催促我提前交活动信息，电话里她的话像巨长一串被点燃的鞭炮劈里啪啦炸开，交待的内容无穷无尽，渐渐地她的声音越来越模糊，我的胸闷又开始了，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打断她的话，向她表明我现在难受，她依旧喋喋不休，彷佛没听见，我实在忍不住挂了电话。
紧接着，微信通话打来，我没接；她又开始语音留言，问有没有向社区要活动照片，我打了字“给了，我现在是真的难受”；她的通话又打来，我挂掉，缓了15分钟，我知道她还是会继续不停打，只要她还有想说的，所以我选择打过去面对，她继续交待各种事项4分多钟，期间没有问一句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是个工具人对吗？我说了难受她是听不到吗？”我对小李说，惊讶取代了难受，长这么大还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小李苦笑，他作为男性被用得更狠，由于家庭负担重，学历不高，他更不敢失去这份工作。
3. 我一向是个直性子，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到J的办公室提离职，并且告诉她她太焦虑了，弄得我们也很焦虑。她显然没有明白什么意思，说该打电话的还得打电话，有压力要自己多调节。
可是我们的压力都来自于你啊？有很多问题是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的，不至于你钻牛角尖，然后还逼着我们一起钻。这话没法说出口。
她劝说我外面的工作很不容易，还用亲戚来举例，累、加班、还有裁员失业的风险。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没觉得是为了让我留下编造出来的，这点让我最纠结，语气里的诚恳是不容易装的。
我犹豫了，大环境确实不好，我又没有方向，我没有走。
可J之后的行为模式又是改不了的。
她继续以往的催促、管制、各种安排、各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否定可能使工作更轻松、问题更好解决的提议。
我觉得每天上班都像上战场，被狂轰烂炸一通，然后遍体鳞伤回家。
我的脖子也出了状况，衣领两边处各出现拇指大小的红痒，去医院检查了一遍过敏源并没有准确查到，医生只说从位置看有可能是某件衣服的料子过敏了，换成多年穿的几件衣服稍好一点，没有彻底好。
我更多感受到的是焦虑情绪的累积，有次甚至在区里的心理咨询讲座上吐槽了接诉即办工作，其实我也知道讲座只是为了完成区里每年的培训任务，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也得不到处理和解决，就像我们给社区举办的那次心理咨询讲座一样，而且我这样做在很多人眼里只是煞风景的愚蠢行为。
老师还挺认真的，严肃地说那你的心理问题很严重了，要寻求支持和帮助；区领导也在场，没有对此说任何话；别的街乡镇的工作人员有发言的，说这项工作面对特殊人群，本来就需要自己多调节。
又是那句“自己多调节”，如此云淡风轻，心理上我能自己调节，可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资源支持和更多灵活可行的办法啊。
夏天到来，天气闷热，出汗多，焦虑和由于第一次得湿疹对其认知甚少、不断抓挠，湿疹的面积越来越大，我在医生开的诊断证明上看到了“苔藓样病变”几个字，着实吓到了。
它们的样子确实像苔藓，短簇簇、密密麻麻的小凸起已经支棱起来了，脖子右边，锁骨以上的位置有一大片，领口稍微敞开一点的，都能看得很清楚，以至于别人和我讲话时会不自觉地看向我脖子患处，眼神中流露出惊恐，然后又因为自觉不礼貌而强迫让眼神回来盯着我的眼睛看。
整个过程我看得很清楚，我越发自卑，尽量穿领口小一点的衣服，抹药，想让它快点好。可它就是不会好利落，几个痒得厉害的地方还会反复发作。
在又一次的心理讲座上，老师说很多身体问题是心理问题的外化，比如湿疹就和焦虑有关。看来抹药治标不治本，焦虑不缓解，我的湿疹是很难好的。
那段时间我也经常做恶梦，半梦半醒之间，脑海里浮现出办公室的场景，但地面是斜的，办公桌、电脑也都歪歪扭扭，没有人的交谈声，电话铃响却一直不断。
不出我所料，新的投诉件又来了，我先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了反映人的情况，脾气不好、思维混乱，这些我心里都有底了，回复时对方说了很多话，围绕自己的病情、生活的困难，我听了很久，就在我想向对方说明政策时，她突然急了，嚷嚷起来，一下子把电话挂断。
我向J说明情况，“打呀！接着打呀！”
“可是她是精神病人，我们能不能直接走申诉？”
“你不要想着申诉的事情，不能这样，所有的案件都要能回复的回复。”
“可是这种特殊情况不能特殊处理吗？”
“不能，还是得打电话。”
胸闷的感觉又来了，我把电话挂断。
依旧是，微信通话打来，我不接。10分钟后又打来，我不接。1个小时后，我收到微信留言：把半年总结报一下。
我都要气笑了，耐着性子留言，不然她还会打给我：“科长，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非常难受，胸闷心慌，浑身发麻，我需要时间缓一缓。”
通话和留言没有再收到了。
可是难受的感觉比之前来得汹涌，我气不过，写了封信：
“J科长：您好!
上次我说出现心慌、胸闷的症状，这次在您极其催促、压迫性的语气语调下，那种感觉又来了，我强忍着难受，和您说我要挂电话了，可您根本不想听我说话，还是一直在说说说，用声音盖过我，强迫我听，一味地输出您的想法，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很明显，我的焦虑情绪被触发，引发了躯体化的症状。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你可要好好调整好自己”就能解决的了的。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您还在一直打电话找我，让我接电话，并且催促我交上半年总结。所以您觉得我说的都是假的是吗？我这个难受是装的是吗？
每个人的价值观排序不同，在您的心里工作第一。我不是，对我来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健康，当然包括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
精神残疾人本来就是特殊群体，和他们交流沟通本来就是很困难压力很大的一件事，连心理医生都说这是需要一个支持小组才可以做到的事。而您只会让我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一味地去打电话，这种压力我真的承受不了。
对于精神残疾人产生的问题，本来就可以探索更多迂回的、委婉的方式，寻求上级领导、接诉即办主管部门领导、负责人的帮助和支持，特殊处理，多与他们沟通才能拓宽思路，寻找出更多解决之道，而不是一味把压力给下属，只知道给下属下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死命令“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生活中的很多事都是有很多更简单的、委婉的、灵活的处理方式，很多事，很多方法，希望您也多思考思考。
另外，您给我打电话时那种压迫性的语气短时间内我真的应付不了，所以至少最近一周，我不会接您的电话，您可以微信发文字或者留语音。”
第二天上午我发给了她，特意把最后一段话多复制了一遍。整个上午都很安静，下午3点，微信通话又来，我没有接，她语音问了些事情，我通过文字给了回复。
第三天她又开始打电话，我不接，于是她通过同事转告我让我做一些事，我去做了，让我回电话给她，我没回，又过了一天，她让我周五下午去找她。
周五下午，我如约而至，老刘坐在办公室等着，J在处理事情还没来，老刘语重心长地对我进行了劝说，大意就是工作是要受点气的，就业形势如此不好的情况下更要忍耐，我不想和他过多争辩，毫无意义。
J来了，一开始就提到了信：“这不是小孩子才说的话吗？”原来她根本没当回事，我再次提到了把接诉即办工作交给别人做或者轮流负责的事，答案还是不行，并再次强调评分不合格的话调度会上还要接受领导询问，具体说明原因。她还沉溺在评分里，而没有对我提出的建议或意见有所考虑。
在我已经不想说什么的时候，她最后还抛出一句：“有病看去！”
4.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忍，或许在这里上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虽然痛苦但安全、熟悉，我不想面对工作和领导，但更不想面对失业和迷茫的自己。
太阳照常升起，只要按照流程我度过行尸走肉的一天天，回到家就可以继续被父母接纳，否则，我就是loser，是罪人。
又过了两个月，体检时大夫忽然说我胸部有增生，“疼吗？”她问，“不疼”我忐忑的回答。
“不疼就没事。”
我还是害怕，上网查了些相关知识，想起之前频繁的胸闷，后悔不该动气伤了自己的身体。之过了两天，大姨妈来了，我松了口气，增生应该是虚惊一场，可如果是真的呢？增生、焦虑、湿疹，我非要等到它们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才能有所行动吗？
健康问题迫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我意识到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忍耐更让我难以接受，我已经在窗口工作10年，这个岗位既没有升职的机会，也没有能积累和发挥专业知识、核心竞争力的空间，如果有成长、有目标，那所有的忍耐都是锻炼的过程，可现实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再继续了，想给情绪放一个假。即使现在没有工作的方向，我也不想无缝衔接到下一个单位，或许，可以过一个间隔年？
我曾经在公众号上看到过一篇讲女生辞职后过低欲望生活的文章，我也想这样过一段日子，同时在这个时期寻找方向。
我下定决心离职，J想拖一阵子，但看我去意已决，便开始安排走流程。
我把离职的消息告诉了熟悉多年的同事桃子，她说她也不想干自己的工作了，可是怕岁数大了不好找。
“我很久以前就不想做这份工作了，但是一直犹豫、拖着，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还在这里，如果继续这样，再过几年，还是会想辞职，所以我想给自己一段时间，真的要好好去找了。”
“你想好了就行。”桃子有所触动。
走离职流程和交接的过程中，我会面对很多人善意的询问和劝阻，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甚至内心会再次摇摆，需要有坚定的决心。
我没有把离职的事告诉父母，但是我还和他们住在一起。白天，我只能想办法找个地方待着。
此时的北京正处在病例激增的特殊时期，全面禁止堂食，走在寒冷的街头，我能想到的办法也只能是找个人少的地铁线路，从一个终点站到另一个终点站循环往复的坐着。列车一直摇晃，我偶尔会在中途的站点下车坐在等候的椅子上歇会儿，车站的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个热门青春偶像剧的片断。我的想法现在变得很简单了，我只希望下一份工作能找个温暖的环境，而里面，有温暖的人。
Part 2：2023-08-16 后悔从体制内辞职，38岁的我重新准备考回去
1. 10年前机缘巧合、用尽全力才上岸体制内一个合同工岗位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我竟又拿起了公考资料，每天晚上坐在桌前开始复习。
去年底，由于职场压力和迷茫，我从体制内离职了，并把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评论区里面除了有和我共情的人之外，还有些评论点赞率也很高，比如——态度良好坚决不干，学做老油条，反正也开不了你。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事，沉浸在没有上升空间和核心竞争力的苦恼之中，只觉得为什么要忍？
辞职后不久我感染了新冠，在家歇着的一个月中，我心态还很轻松，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社工涨工资的消息。
天呐，一个月涨了2000，这对原本工资就没多少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涨工资的事只是个引子，爸妈问我的时候才知道我已经辞了工作，突然沉默了下来，家里空气瞬间像凝固住了至少10秒时间。我爸紧接着来了一句：算了，已经这样了，在家待着吧，38了再找工作，谁还要？！
“38岁找工作就没人要了吗？” 我猛然想到这个问题。
“是啊，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事？！”惊讶的是爸妈。
2. 我真的忘了考虑这件事。这和我之前计划中的设想完全不一样——我原想换条路走，比如做自由职业或数字游民，但是这都需要时间去试错。我这才意识到，如果试错过个两三年没有成功，那我也回不到社区了，因为社工考试的截止年龄是40岁。
与此同时，延迟退休至65岁的新闻再次成为热点消息，我终于知道了“忍着”的意义：35岁以后再去找工作就没人爱要了，如果延迟退休到65岁，那么这之间还有30年！30年啊！除了体制内、国企，哪里还有地方能让一个人一直工作30年？！
体制内虽然工资不高，但稳稳的做到退休一直都有，至于我之前耿耿于怀的没有上升空间，缺乏竞争力什么的，不出来就不需要啊，稳到退休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
我总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怕万一岗位取消了怎么办，但是体制内即使岗位没有了组织上也会给你安排另外的岗位；而且体制内的工作经验并不适用于体制外，出去再找等于大龄从零开始。
特别是在40岁往后这些年，开始疾病多发的日子，体制内可以请或休病假，都很宽松；但体制外恐怕就要被各种方法辞退了。
辞了个职，把以前没有想过、想到的问题都想明白了。
手里明明捧着个铁饭碗，让自己竟然给辞掉了。
原本因为工资低想发展副业，却把主业给辞了，而且主业涨完工资以后也不需要再发展副业了。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做了一个长这么大以来最大的傻X行为，而这个行为，将会影响我之后20年的生活。
我脑海中浮现了一条长长的轨道，同事们站在轨道的传送带上缓慢而平稳地前行，通往一个光明的入口——退休，而我，走到一半的位置突然从轨道上跳下，站在漆黑的地方，迷茫而无助，转过身再回望原来的轨道，远远地在高空，那么高不可攀，是我再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
前同事们劝我的话语中，零星的几句话最常在我脑中凸显：岁数大了不好找，外面工作不好做，你不辞他他辞不了你，出去容易进来难。
我反反复复默念着这几句话，来来回回地，不受控制地。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因为不知道游戏规则而提前退场的白痴，我甚至开始恨父母为什么没有在我一开始进入这个单位就告诉我“进去虽然赚的少，但还会涨，而且能做到退休；可千万不能在快40的时候失业，那样就变成40、50失业人员了”。
他们只是说“你就在这里待着吧”而已，我哪知道待多久？怎么待？为什么待？
我甚至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普通家庭之所以普通，就是对社会规则不了解且不关心；即使普通家庭的孩子遇到了可以实现阶层上升或生活变得更好的机会，也会因此而在自己不懂得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搞砸或失去。尽管我也明白，考公并不必然意味着阶层上升，但焦虑全然困住了我的思绪，我实在看不到也想不出别的路径。
我想起工作的10多年来，不断外投简历找工作、上网学习各种知识付费课程，找职业规划师、咨询师的过程，觉得特别可笑——我要是知道这样的规则，还浪费那些时间、金钱、精力干什么？
晚上，我不受控制地反复沉浸在这样的回忆里。
3. 我陷入了这种思维无法自拔，越想越可怕，半夜睡不着觉在家里来回踱步，胸口发闷心脏揪着疼，连续一周都没怎么睡觉。
尽管之前学过心理学，但我其实并不了解抑郁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在那一周，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自己无限接近抑郁症的状态，并且这种感觉无法对外人形容清楚，更别提让别人共情甚至感同身受了。
我脑中的头脑风暴越刮越猛，什么是思维会杀人，我领教到了。
我在半夜里给朋友发信息求助，在之前加入的群里求助，朋友会发来安慰的信息，非紧急救助热线的号码和心理咨询师的免费体验券2次，我依次去试了，但作用甚微，我知道除非我自己停止对事情向坏处发展的想象，可我做不到。
不仅无法停止坏的想法，更糟糕的是，我甚至无法行动了，我躺在床上，不想动，每多一次行动，我都要强迫自己做大量心理建设，然后手脚颤抖着去做，完全不受我控制。
晚上还好，白天爸妈看到我这个样子，会说：起来啊，动弹动弹，去外面逛逛，去玩会儿。
他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我听到这个话感觉是多么的残忍和冷漠，我回想起上课时老师说过的:不要对抑郁症患者说“加油”，这个时刻，我完全能理解了。
4. 我想死，打出这3个字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心理学课的知识告诉我，我可能要抑郁症了。
但我终究还是要靠自己，行动起来，这个念头很坚定地支撑着我。
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社工招考的消息，这次还扩招了许多人，是个好机会，我又有了些希望，于是选择了原来工作的街道报了名，想再考回去。
不料这又是个错误的决定，虽然我笔试考了第一名，但是面试得到了不及格的成绩，我自认为面试答得并不差——通过认识的人打听到，是因为街道不想再收离职的人。
这无疑对我又是一次打击，原本希望的火苗又破灭了。
在考试复习期间，我也对过去的工作做了一些反思和梳理，我忽然觉得当时领导安排的那些又多又杂的工作、以及对我因严格要求而带来的反复折腾是有道理的，正是因为这些经验和经历，才使我在答题中有积累、有思考，考出了笔试第一的成绩。
经过思考和沉淀，我更明确地知道了之前工作应该怎样干、怎样提升、有进步、有积累。
可是已经晚了，我现在知道再多也已经不在那个岗位，只能向前走，也必须向前走。
5. 年初的考试结束后，我又陷入了迷茫，在此期间疯狂地给能联系到的同学、朋友、同事发信息倾诉，表达我的后悔，我知道或许这个时期不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的窘境，也许别人看来很可笑，也许说了也于事无补，但我想不到别的办法，只能倾诉，如果再不让我找人说说，我只会更郁闷。
幸运的是我有肯陪我边逛公园边聊天的大姐，有每周五下了班还和我约饭开导我的同事们，有一遍遍地劝我“放过自己”的老同学，有语音连线用自己经历鼓励我的全职妈妈。
当然我选择的倾诉对象也是在自己心目中认可的、值得信赖的人，“求助是勇敢者的行为”，心理学的知识里这么讲过。除了直接的倾诉，我也和之前认识的职业规划师做付费的咨询。
朋友的劝说分为两派：理性派的想法说的是：它不是一个分水岭！不是改变你后半生命运的事件！你的想法太绝对了！还有那么多年呢！你太看重它了！
而我的想法依旧：它就是一个分水岭，自此，我的工作就从稳定变成了不稳定，从可以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变成了说不定几年就要换个地儿甚至最后找不到，本来我也没有犯任何错误，待着就好，不用再收入不定的、颠沛流离的。
就是因为还有那么多年，才更应该待在稳定的地方！
说我太看重它了？谁知道这14年我经历过什么？14年啊，我从一进去工资800开始熬，熬到离职前终于到手6000块；我以临时工的身份坚持了5年多，好不容易才考上一个合同制，这是一个入职即天花板，一直无法升职的职位，我被领导派往不同的部门当廉价劳动力，不断地适应各种人和工作，这些都没有人能感同身受。
还有的朋友的劝解是善意而无用的，比如会劝我说前两天去吃烤肉，服务员是60多岁出来打工的阿姨，也乐乐呵呵的——我又好气又好笑：她和我有什么可比性？她是因为年轻时没有去工作，难道你的意思是我也可以50、60岁去餐馆打工吗？
还有劝我说别后悔，当初房价大涨之前没买房和不知道应该刚毕业就考公务员的人不也挺多吗？——这跟我又有什么相似？他们是连做都没有做，我是已经上车了自己生生下车的啊。
大家在安慰我的同时，纷纷给我出主意，有让我出去旅游的、有让我去做之前想做却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的，更多人的建议是投简历找工作试试，万一能找到更好的呢。
同时，我也知道了下半年还会有社工招考，感觉状态不好的我有点想全职备考。
疫情造成的大量失业人员都很想试试这个涨了工资的稳定的社工岗位，更何况政府还出台了符合一定条件社工可以考事业编的政策——考回去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多数人不同意我全职备考的想法，一是因为那样压力会很大，如果能找个工作业余时间备考压力会小很多，二是我年初笔试已经考了第一，他们觉得我不用再投入太多去准备考试了。
可是当时的我非常没有信心能再考好一次，但我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决定了，毕竟我现在的处境就是自己决定的结果，所以我硬着头皮开始了投简历及到处面试的日子。
其实我自己对这件事是有预判的——它大概率就是在做无用功，刚毕业求职时的艰难又历历在目，可是至少我在做点什么，有点事做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6. 多年未求职，又没有积累起自己的人脉、技能和资源，打开某直聘，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年龄35岁以下”甚至更年轻的要求，我的每一次投递都在“算了投了也是白费”和“要不试试吧”的纠结中完成。
由于收到的回复少，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考虑距离，有面试就过去了，而且我投了一些政府的第三方劳务派遣，想着如果能入职一个的话也挺好，毕竟是类似的工作、熟悉的环境，对接下来的考试也有帮助。
我太低估了自己对距离远的不适应，去的第一家单位就要单程1个半小时，人事经理除了表达对我辞去之前工作的不解和震惊之外，在听到我觉得路程远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家也住西直门，这里是我工作15年来距离最近的单位了。”
但是我原来十几年的单位只要骑车15分钟就能到了，遇到雨雪天气以及节假日前的拥堵时段，在北京的路况下离家近的优势更加凸显。而单程1个小时以上的距离，光是通勤就已经耗掉我不少精力了。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疫情过后，政府的劳务派遣也变得异常抢手，于是招聘方也提高了不少要求，3个月前还在街道有个正式岗位的我面试劳务派遣却因为年龄问题屡屡被拒。
“对不起，您年龄太大了。”
“你们不是要40以下的吗？我今年5月才刚刚38岁啊。”
“是的，其实38岁不算特别老，但是现在领导都要求35岁以下，上次我们推荐了个36岁的，领导特别不愿意，说了我们一顿，我们也很难做啊。”
我觉得实在可笑，一个38岁的所谓“中年人”，没有辞职还在岗位上，就是单位的中坚力量，一旦辞了职重新找，就被嫌岁数大，我还是那个我，知识、技能、学习能力并没有多大变化，只因辞职就被“年龄”这个首要考虑的标签被一刀切的“拿下”。
还有嫌弃我大龄未婚未育的，在我反复强调自己连对象都没有的情况下还在反复问我是不是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我微笑着说：“我都没有对象，怎么结婚？” 内心想的没有说出口的话却是：如果因为这次入职我就马上找到对象结婚了，那我还真得包个大礼包谢谢您呢！
“抱歉跟您反复强调和确认这个问题，因为女性一旦怀孕生孩子，至少要半年不能在岗位上工作，这也是我们有所顾虑的，我们辛苦培养一个员工，结果那么长时间不能工作，对我们也是挺大的损失。” 跟我说话的女人管我叫“姐”，看起来却并没比我年轻太多，“估计是因为你要孩子早所以才对大龄未婚未育女性如此没有同理心吧。” 我这样想着，说不出口。
尽管经历了这样一通盘问，结果仍然是不被录取，我也懒得问原因了。
那阵子，我还特别质疑“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它是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的一句话，大概也只适用于利用互联网做自媒体的人们吧？——我这样想。因为血淋淋的残酷现实中没有给人生提供成为旷野的充足的客观条件啊！
现实世界中，对于没有什么资源的普通人来说，35岁以后的就业市场就是残酷的，因为劳动力太多了，35岁以后的就业被人们戏称分为三大类：保安、保洁、保姆， 不管你怎么解释自己身体还很健康，不着急结婚，还是会被默认为健康下滑，会被家庭拖累。
尤其是女性，从20多岁踏入职场到40多岁，婚育问题都可以一直成为被雇主拒绝的理由。
但是，被“35岁以下”的招聘要求所困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真的是我的问题吗？问题难道不出在以年龄为“一刀切”的招聘条件划线方式上吗？围绕“35岁”的各种印象太过于标签化，然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各有不同，更何况现在的学习条件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学习各种内容，只要他想。都说提倡“终身学习”，可现实分明在告诉我，35岁以后不可以再转换跑道——但真是如此吗？
我知道，这是我理想化的想法。
我也很愤怒，我也很无奈。
7. 在多次失败后，我入职了一家小学做后勤编外人员。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适应能力：每天一大早的地铁，去之前和之后都要找到自行车去地铁站，中午还不能午休，我每天不到凌晨3点就睡不着觉了，有时还会紧张得腹泻几次，遇到下大雨的天气更觉得自己可怜，还要冒雨回家。
于是那个月的朋友圈我都是自诩为“西直门罗子君”来吐槽发泄的，直到看到家附近的派出所在招警务联络员，说白了就是派出所的第三方，我投了简历，面试体检流程走完接到了录取通知，立刻向小学请辞，几乎是落荒而逃地去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工作刚刚半个月时间，我得到了社工又开始招考的消息。不甘心的我又捧起了10年前的复习资料。
后记
年初惊恐发作引起的心脏揪着疼时不时还会发生，我很后悔曾经大半夜用各种想法伤害自己的行为，可我也知道当时我控制不了它们；我不知道心脏什么时候能彻底好，只觉得这是个教训——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事。
我跨区考了社工，没考上，因为我报的街道计划招80人，但最后因为按比例进面的人数不够大大地缩招，只要了28人，我以综合成绩差2分的结果没有入围。
当然，这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考，但我也意识到这个考试有很多非我能力可控的因素存在，所以执着于此也会作茧自缚。
但我也暂时没有想到不进入这个游戏的话可以选择其他哪些游戏，需要时间来再思考和实践。
每日一语
乳化一时爽，一直乳化一直爽
历史上的今天——乳化篇
1897年11月20日 中德就德军侵占胶州湾一事在北京谈判。
1915年11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秘书长、第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二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导火索之一——胡耀邦之母产下该子。
1945年11月20日 张作霖顾问、大日本帝国时代的日军大将、九一八事变和建设中国东北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与《满蒙自由国家方案》提出者、一等旭日大绶勋章获得者，男爵——本庄繁于陆军大学校切腹自尽。
1962年11月20日 林肯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杰出艺术家奖获得者、“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获得者、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中国控烟形象大使” 、第8至11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解放军文职二级军衔（正军职） ，全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创建者之一、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审委员会任高级评委、六四事件期间身穿军装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并献唱歌曲《最可爱的人》、习近平第二任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母——彭丽媛之母产下该女。
1980年1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案的十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1982年11月20日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接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时指出，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97年收回香港，并保证1997年后「港人治港」、保持香港安定繁荣及香港市民生活方式不变。
1989年11月20日 天鹅绒革命：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爆发达50万参与人数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
1998年11月20日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控制下的法庭宣布奥萨马·本·拉登为“无罪完人”。
1998年11月20日 马绍尔群岛与中华民国建交。
2019年11月20日 安倍晋三成为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
引用
9个月的时间，从“必须辞职”到“后悔重考”，一位“体制内”工作人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丰富的心理变化。从这位女士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所谓“体制内”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存状态，也可以看出“逃离体制”和“拥抱体制”的社会思潮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生活心态。
Part 1 ：2022-12-13 身体告诉我，必须要辞去这份北京的体制内工作
1. 我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脖子周围的湿疹，因为刚刚挠过，它们红得正当时，并且面积似乎扩大了，脖子右边更为严重，旁边和稍后面的“老旧小区”已经被我挠成即将冒血的“危楼”；而靠前的“新小区”则是夜里不受控制的手“开荒”的成果。
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得这么严重的湿疹，之前完全没有“不能挠”的意识，于是它们就在我夜晚的抓挠中愈发严重，直到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2020年之前，我在街道不同部门和2个社区已经工作了近10年，都是比较琐碎的政策执行类工作，常年在窗口的工作磨平了我的耐心和斗志，我常对未来感到迷茫，可进入朝九晚五的循环后又很难摆脱，我会间歇性寻求一些进步，之后又会不思进取地混日子。
直到J出现，让我不得不开始面对浑浑噩噩的状态。
和一个人的相处，如果一开始就不舒服，那么之后的事情便会慢慢证实这一点。
2020年初，我被调到街道残联部门工作，那里的领导J也不过刚接手半年多，是个据说还有3年左右就要退休的女领导，齐耳短发，瘦瘦的。
我之前并没有和她说过几句话，碰到也只是简单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但是这次被调过来让我隐隐感到不适，因为她并没有和我提前沟通过，几乎是前一天给我打电话，第二天就让我过去。据说她是因为觉得我有工作能力向上级领导申请调我过去的。
我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可是并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这是“命令”，而在这种性质的单位，我也只能服从。
我学着适应，渐渐发现新领导的一些工作习惯:每天早上她都会挨个给我们几个兵打电话布置任务，一共4个人，从头打到尾，其实都是区里发过通知已经布置好的，很多我们都已经汇报过进度了，但她还是会催一遍。
她的口头禅是“抓紧时间”“来不及了”“要做好点”。科室评分，如果有宣传稿登上街道公众号就会加1分，在别的科室1个月都不见得上1篇稿的情况下，她对我们的要求是每周都要上1篇稿，至少提前2天把稿子写出来发给她，她会对着电话逐字逐标点地给我们改，再和宣传部沟通选题和具体内容，总之一定要确保活动结束当天就发出稿子及每周上稿的实现。
其实如果能在过程中把写作水平提高也是一种收获，但这种想法显然很理想化，因为她斟酌再三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词句，而宣传部本来也会再改稿，我们只要把基础的素材发过去就好了。
2. 这种“较真”被她用在了工作的方方面面。
有项“接诉即办”的工作是每个科室都很头疼的，经常遇到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解决不了，会影响到各科室和整个街道的评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委婉的处理方式，例如走“申诉”，或者调动更多的资源，想更多的办法。有些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顶多会扣科室领导绩效的几百块钱。
但在她这里是不允许的，一定要做到让对方回答“满意”“已解决”才行，这样三率——“回复率”“满意率”“解决率”才能达到100%，从而评比中不扣分。
“每一项工作都要得急，又要求完美，我们是千手观音还是机器人？做事情不需要时间吗？不能分清主次，抓重点吗？”我忍不住向同事小李吐槽。每个人手头都有好几样工作，我们并不是专门的写稿手和接线员，每天像耍杂技一样接住抛起来的几个小球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还要抛接精准不掉，加快速度，玩出花样，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领导嘛，只会动动嘴皮子，怎么知道下面办事的人有多难。”小李深吸了一口烟。
在这种单位，一般快退休的领导都会找个二线岗位，清净悠闲，而不是来啃“民政”“残联”这样的硬骨头，我们不知道她是否主动请缨来这里做事，但是看她的状态十分有干劲，总会自己想出一些事或者主动和区里申请一些任务安排给我们。
这样努力给自己加分，难道退休前她还能再提级涨工资？我们也只能这样猜测着。
我忍住怒气，告诉自己这些都是锻炼，直到“健康”的底线被触碰。
在J手下工作3个月以后，我的右膝盖因为一次摔伤动了个手术，术后需要康复治疗，每周去医院和机构各1次，像小孩子一样从最基本的走路开始练习，逐渐过渡到小跳、跑。术后三个月是黄金康复期，我很重视，怕训练没做好影响活动。
每次我请假，即使只是半天，还有医生开的治疗单，J也都很不乐意，最起码要问1个关于我手头工作的问题，有几次明知我在训练还不停给我手机打电话，催我一些并没有很紧急的事，虽然很烦，但我忍着。
直到有次区里下午临时通知第二天要过来检查一项工作档案，我已经约好下班后去机构做康复，也在上午就和J说过了。在接到她的催促电话之后，我就开始按要求准备，刚好在下班前准备完了，我们不在一个地点办公，大约有2站路的距离，她要求我送过去让她看，有需要改的当场改。
我很着急，和小李商量先让他帮帮忙，如果有要改的简单帮我改改，实在不行我训练后再回去加班改或者第二天早上早点过去改，小李也同意了。
但是J就怎么也不同意:“你必须现在带着材料来！马上过来！”
“可是我已经和康复师约好了，那边约康复的人排得很满，等不了我。”我急得脸红心跳加速，不明白这样一个可商量的方案她为什么不能接受。
“不行！马上过来！”
在商量无效之后，我索性挂了手机，前往康复机构，让小李带着材料放到她桌上。
一路上，手机不停震动，我没有接，开始训练了，手机还在震，我不予理睬。我向康复师说了整件事，“工作可以换，但腿是要跟我一辈子的。”这是我的立场。
“你说得对，这领导太不近人情了。”康复师说。
第二天，检查人员过来只是简单地翻了翻档案，并没有说什么，很快就结束了。而他们并不知道我为了这件事在前一天经历了什么。
我忍不住向同事小兰吐槽了这件事。“这算什么？！”小兰接下来的叙述让我目瞪口呆，“你没来之前，我做个妇科手术，全麻，手术的时候我老公在手术室外拿着我手机接了2个她打的电话，然后下午我醒了忍着痛给她回电话……”
“你还给她回了？这要是我，理都不理她！”我气得翻白眼。
工作要求高，请假难，情绪在不停累积。
直到我接手“接诉即办”工作，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难。
接诉即办是这几年来基层很重视的一项工作，纳入领导及街道绩效考核指标，它要求“有件必回”，回复要有电话录音，如果是上门回复需要拍照片。
能打各部门电话就解决的问题早就被解决了，反映至12345的问题通常很棘手。
而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里，包含着“精神残疾人”这个更特殊的群体，回复他们投诉件的难度，是我之前未曾预料到的。
某天我接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小林的投诉件，他投诉补贴问题，本来这个件的回复并不困难，只需要把补贴相关政策和标准说明即可。但是对于小林这个人，我比较发怵，他除了经常编造一些事情之外，还喜欢骚扰女性，之前有过在办事大厅窗口和社区骚扰女工作人员的黑历史。
于是我恳请部门内退休返聘的老刘师傅帮我回复，他同意了。回复过程中小林绕开投诉的问题，说了一大堆他困难不给他找工作的事，老刘也一直在安抚，好不容易电话才结束。
可是后来街道和市里要对投诉件进行回访，小林“未解决”“不满意”的答复让J很焦虑：“你得继续给他打电话，让他说解决、满意”。于是我又拉上老刘给他打了一个，小林当然不可能满意，而且似乎调动起了他投诉的积极性，在两天内接连打了5、6个投诉。
我们也没法回复了，于是找到接诉即办部门的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他同意我们提交小林的诊断证明及写申诉把说明情况就行，我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过了两天，小林又打了投诉电话，J不同意直接申诉，还是要求回复他，没有料到的是，小林好像被惹怒了，电话的最后竟然扬言要自杀。
我们也被吓到了，这显然是威胁和恐吓，但是如果不回复，是不是也不至于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最后J亲自回复，好说歹说，总算把小林劝住了。
我心有余悸，问消息灵通的小李，如果碰上最难解决的问题，类似这种，解决不了，别的领导会怎么办？小李说有的就认了，扣绩效几百块还比较省心。
“不行我给她几百块吧，万一之后小林再打可怎么办啊？或者遇到类似的精神残疾人，根本沟通不了的。领导应该把残联部门的特殊情况和上级反映，争取特殊处理及资源、人员支持。”
“办法倒是有很多，就看领导想怎么做了。”小李意味深长地说。
过了一个月，我们邀请了机构的心理咨询师为社区工作人员培训，讲解与残疾人沟通技巧和压力疏导的内容，借着这个机会，J向心理咨询师问了小林的案件。
老师听后无奈地说：“我必须得说，基层工作人员真是太不容易了，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这种危机干预事件在我们这里都需要专门受训的人员才能应对处理的，而且我们是有支持小组的，事件结束后会相互讨论、相互支持。”
我简直要哭出来了，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辛苦不是矫情，另一方面这是专业心理咨询师对J问题的回答，她听了应该有启发和触动吧？之后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吧？
趁热打铁，两天后我主动去找J：“科长，我能不能不负责接诉即办这个工作了？我能力不行。”
“不行，这工作交给你了，就是你负责。”
“可是这工作压力太大了，不能总一个人长期负责，能不能轮着，一个人负责一个月？”我们有4个人，这样能缓缓。
“不行，别的科室也是专门的一个人负责的，专门对接。”
“那我负责整理回复和上报，具体问题由负责该项工作的同事回复行吗？”
“那哪行啊？根本没有这样的。”
事实上，很多科室和社区就是这样做的，我打听过，各项工作都有对应的具体政策，本来就是对应的人员回复才最清楚，而在她这里，又被否了，我感到胸闷。
第二天下午，她再次催促我提前交活动信息，电话里她的话像巨长一串被点燃的鞭炮劈里啪啦炸开，交待的内容无穷无尽，渐渐地她的声音越来越模糊，我的胸闷又开始了，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打断她的话，向她表明我现在难受，她依旧喋喋不休，彷佛没听见，我实在忍不住挂了电话。
紧接着，微信通话打来，我没接；她又开始语音留言，问有没有向社区要活动照片，我打了字“给了，我现在是真的难受”；她的通话又打来，我挂掉，缓了15分钟，我知道她还是会继续不停打，只要她还有想说的，所以我选择打过去面对，她继续交待各种事项4分多钟，期间没有问一句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是个工具人对吗？我说了难受她是听不到吗？”我对小李说，惊讶取代了难受，长这么大还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小李苦笑，他作为男性被用得更狠，由于家庭负担重，学历不高，他更不敢失去这份工作。
3. 我一向是个直性子，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到J的办公室提离职，并且告诉她她太焦虑了，弄得我们也很焦虑。她显然没有明白什么意思，说该打电话的还得打电话，有压力要自己多调节。
可是我们的压力都来自于你啊？有很多问题是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的，不至于你钻牛角尖，然后还逼着我们一起钻。这话没法说出口。
她劝说我外面的工作很不容易，还用亲戚来举例，累、加班、还有裁员失业的风险。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没觉得是为了让我留下编造出来的，这点让我最纠结，语气里的诚恳是不容易装的。
我犹豫了，大环境确实不好，我又没有方向，我没有走。
可J之后的行为模式又是改不了的。
她继续以往的催促、管制、各种安排、各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否定可能使工作更轻松、问题更好解决的提议。
我觉得每天上班都像上战场，被狂轰烂炸一通，然后遍体鳞伤回家。
我的脖子也出了状况，衣领两边处各出现拇指大小的红痒，去医院检查了一遍过敏源并没有准确查到，医生只说从位置看有可能是某件衣服的料子过敏了，换成多年穿的几件衣服稍好一点，没有彻底好。
我更多感受到的是焦虑情绪的累积，有次甚至在区里的心理咨询讲座上吐槽了接诉即办工作，其实我也知道讲座只是为了完成区里每年的培训任务，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也得不到处理和解决，就像我们给社区举办的那次心理咨询讲座一样，而且我这样做在很多人眼里只是煞风景的愚蠢行为。
老师还挺认真的，严肃地说那你的心理问题很严重了，要寻求支持和帮助；区领导也在场，没有对此说任何话；别的街乡镇的工作人员有发言的，说这项工作面对特殊人群，本来就需要自己多调节。
又是那句“自己多调节”，如此云淡风轻，心理上我能自己调节，可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资源支持和更多灵活可行的办法啊。
夏天到来，天气闷热，出汗多，焦虑和由于第一次得湿疹对其认知甚少、不断抓挠，湿疹的面积越来越大，我在医生开的诊断证明上看到了“苔藓样病变”几个字，着实吓到了。
它们的样子确实像苔藓，短簇簇、密密麻麻的小凸起已经支棱起来了，脖子右边，锁骨以上的位置有一大片，领口稍微敞开一点的，都能看得很清楚，以至于别人和我讲话时会不自觉地看向我脖子患处，眼神中流露出惊恐，然后又因为自觉不礼貌而强迫让眼神回来盯着我的眼睛看。
整个过程我看得很清楚，我越发自卑，尽量穿领口小一点的衣服，抹药，想让它快点好。可它就是不会好利落，几个痒得厉害的地方还会反复发作。
在又一次的心理讲座上，老师说很多身体问题是心理问题的外化，比如湿疹就和焦虑有关。看来抹药治标不治本，焦虑不缓解，我的湿疹是很难好的。
那段时间我也经常做恶梦，半梦半醒之间，脑海里浮现出办公室的场景，但地面是斜的，办公桌、电脑也都歪歪扭扭，没有人的交谈声，电话铃响却一直不断。
不出我所料，新的投诉件又来了，我先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了反映人的情况，脾气不好、思维混乱，这些我心里都有底了，回复时对方说了很多话，围绕自己的病情、生活的困难，我听了很久，就在我想向对方说明政策时，她突然急了，嚷嚷起来，一下子把电话挂断。
我向J说明情况，“打呀！接着打呀！”
“可是她是精神病人，我们能不能直接走申诉？”
“你不要想着申诉的事情，不能这样，所有的案件都要能回复的回复。”
“可是这种特殊情况不能特殊处理吗？”
“不能，还是得打电话。”
胸闷的感觉又来了，我把电话挂断。
依旧是，微信通话打来，我不接。10分钟后又打来，我不接。1个小时后，我收到微信留言：把半年总结报一下。
我都要气笑了，耐着性子留言，不然她还会打给我：“科长，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非常难受，胸闷心慌，浑身发麻，我需要时间缓一缓。”
通话和留言没有再收到了。
可是难受的感觉比之前来得汹涌，我气不过，写了封信：
“J科长：您好!
上次我说出现心慌、胸闷的症状，这次在您极其催促、压迫性的语气语调下，那种感觉又来了，我强忍着难受，和您说我要挂电话了，可您根本不想听我说话，还是一直在说说说，用声音盖过我，强迫我听，一味地输出您的想法，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很明显，我的焦虑情绪被触发，引发了躯体化的症状。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你可要好好调整好自己”就能解决的了的。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您还在一直打电话找我，让我接电话，并且催促我交上半年总结。所以您觉得我说的都是假的是吗？我这个难受是装的是吗？
每个人的价值观排序不同，在您的心里工作第一。我不是，对我来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健康，当然包括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
精神残疾人本来就是特殊群体，和他们交流沟通本来就是很困难压力很大的一件事，连心理医生都说这是需要一个支持小组才可以做到的事。而您只会让我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一味地去打电话，这种压力我真的承受不了。
对于精神残疾人产生的问题，本来就可以探索更多迂回的、委婉的方式，寻求上级领导、接诉即办主管部门领导、负责人的帮助和支持，特殊处理，多与他们沟通才能拓宽思路，寻找出更多解决之道，而不是一味把压力给下属，只知道给下属下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死命令“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生活中的很多事都是有很多更简单的、委婉的、灵活的处理方式，很多事，很多方法，希望您也多思考思考。
另外，您给我打电话时那种压迫性的语气短时间内我真的应付不了，所以至少最近一周，我不会接您的电话，您可以微信发文字或者留语音。”
第二天上午我发给了她，特意把最后一段话多复制了一遍。整个上午都很安静，下午3点，微信通话又来，我没有接，她语音问了些事情，我通过文字给了回复。
第三天她又开始打电话，我不接，于是她通过同事转告我让我做一些事，我去做了，让我回电话给她，我没回，又过了一天，她让我周五下午去找她。
周五下午，我如约而至，老刘坐在办公室等着，J在处理事情还没来，老刘语重心长地对我进行了劝说，大意就是工作是要受点气的，就业形势如此不好的情况下更要忍耐，我不想和他过多争辩，毫无意义。
J来了，一开始就提到了信：“这不是小孩子才说的话吗？”原来她根本没当回事，我再次提到了把接诉即办工作交给别人做或者轮流负责的事，答案还是不行，并再次强调评分不合格的话调度会上还要接受领导询问，具体说明原因。她还沉溺在评分里，而没有对我提出的建议或意见有所考虑。
在我已经不想说什么的时候，她最后还抛出一句：“有病看去！”
4.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忍，或许在这里上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虽然痛苦但安全、熟悉，我不想面对工作和领导，但更不想面对失业和迷茫的自己。
太阳照常升起，只要按照流程我度过行尸走肉的一天天，回到家就可以继续被父母接纳，否则，我就是loser，是罪人。
又过了两个月，体检时大夫忽然说我胸部有增生，“疼吗？”她问，“不疼”我忐忑的回答。
“不疼就没事。”
我还是害怕，上网查了些相关知识，想起之前频繁的胸闷，后悔不该动气伤了自己的身体。之过了两天，大姨妈来了，我松了口气，增生应该是虚惊一场，可如果是真的呢？增生、焦虑、湿疹，我非要等到它们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才能有所行动吗？
健康问题迫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我意识到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忍耐更让我难以接受，我已经在窗口工作10年，这个岗位既没有升职的机会，也没有能积累和发挥专业知识、核心竞争力的空间，如果有成长、有目标，那所有的忍耐都是锻炼的过程，可现实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再继续了，想给情绪放一个假。即使现在没有工作的方向，我也不想无缝衔接到下一个单位，或许，可以过一个间隔年？
我曾经在公众号上看到过一篇讲女生辞职后过低欲望生活的文章，我也想这样过一段日子，同时在这个时期寻找方向。
我下定决心离职，J想拖一阵子，但看我去意已决，便开始安排走流程。
我把离职的消息告诉了熟悉多年的同事桃子，她说她也不想干自己的工作了，可是怕岁数大了不好找。
“我很久以前就不想做这份工作了，但是一直犹豫、拖着，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还在这里，如果继续这样，再过几年，还是会想辞职，所以我想给自己一段时间，真的要好好去找了。”
“你想好了就行。”桃子有所触动。
走离职流程和交接的过程中，我会面对很多人善意的询问和劝阻，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甚至内心会再次摇摆，需要有坚定的决心。
我没有把离职的事告诉父母，但是我还和他们住在一起。白天，我只能想办法找个地方待着。
此时的北京正处在病例激增的特殊时期，全面禁止堂食，走在寒冷的街头，我能想到的办法也只能是找个人少的地铁线路，从一个终点站到另一个终点站循环往复的坐着。列车一直摇晃，我偶尔会在中途的站点下车坐在等候的椅子上歇会儿，车站的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个热门青春偶像剧的片断。我的想法现在变得很简单了，我只希望下一份工作能找个温暖的环境，而里面，有温暖的人。
Part 2：2023-08-16 后悔从体制内辞职，38岁的我重新准备考回去
1. 10年前机缘巧合、用尽全力才上岸体制内一个合同工岗位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我竟又拿起了公考资料，每天晚上坐在桌前开始复习。
去年底，由于职场压力和迷茫，我从体制内离职了，并把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评论区里面除了有和我共情的人之外，还有些评论点赞率也很高，比如——态度良好坚决不干，学做老油条，反正也开不了你。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事，沉浸在没有上升空间和核心竞争力的苦恼之中，只觉得为什么要忍？
辞职后不久我感染了新冠，在家歇着的一个月中，我心态还很轻松，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社工涨工资的消息。
天呐，一个月涨了2000，这对原本工资就没多少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涨工资的事只是个引子，爸妈问我的时候才知道我已经辞了工作，突然沉默了下来，家里空气瞬间像凝固住了至少10秒时间。我爸紧接着来了一句：算了，已经这样了，在家待着吧，38了再找工作，谁还要？！
“38岁找工作就没人要了吗？” 我猛然想到这个问题。
“是啊，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事？！”惊讶的是爸妈。
2. 我真的忘了考虑这件事。这和我之前计划中的设想完全不一样——我原想换条路走，比如做自由职业或数字游民，但是这都需要时间去试错。我这才意识到，如果试错过个两三年没有成功，那我也回不到社区了，因为社工考试的截止年龄是40岁。
与此同时，延迟退休至65岁的新闻再次成为热点消息，我终于知道了“忍着”的意义：35岁以后再去找工作就没人爱要了，如果延迟退休到65岁，那么这之间还有30年！30年啊！除了体制内、国企，哪里还有地方能让一个人一直工作30年？！
体制内虽然工资不高，但稳稳的做到退休一直都有，至于我之前耿耿于怀的没有上升空间，缺乏竞争力什么的，不出来就不需要啊，稳到退休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
我总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怕万一岗位取消了怎么办，但是体制内即使岗位没有了组织上也会给你安排另外的岗位；而且体制内的工作经验并不适用于体制外，出去再找等于大龄从零开始。
特别是在40岁往后这些年，开始疾病多发的日子，体制内可以请或休病假，都很宽松；但体制外恐怕就要被各种方法辞退了。
辞了个职，把以前没有想过、想到的问题都想明白了。
手里明明捧着个铁饭碗，让自己竟然给辞掉了。
原本因为工资低想发展副业，却把主业给辞了，而且主业涨完工资以后也不需要再发展副业了。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做了一个长这么大以来最大的傻X行为，而这个行为，将会影响我之后20年的生活。
我脑海中浮现了一条长长的轨道，同事们站在轨道的传送带上缓慢而平稳地前行，通往一个光明的入口——退休，而我，走到一半的位置突然从轨道上跳下，站在漆黑的地方，迷茫而无助，转过身再回望原来的轨道，远远地在高空，那么高不可攀，是我再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
前同事们劝我的话语中，零星的几句话最常在我脑中凸显：岁数大了不好找，外面工作不好做，你不辞他他辞不了你，出去容易进来难。
我反反复复默念着这几句话，来来回回地，不受控制地。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因为不知道游戏规则而提前退场的白痴，我甚至开始恨父母为什么没有在我一开始进入这个单位就告诉我“进去虽然赚的少，但还会涨，而且能做到退休；可千万不能在快40的时候失业，那样就变成40、50失业人员了”。
他们只是说“你就在这里待着吧”而已，我哪知道待多久？怎么待？为什么待？
我甚至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普通家庭之所以普通，就是对社会规则不了解且不关心；即使普通家庭的孩子遇到了可以实现阶层上升或生活变得更好的机会，也会因此而在自己不懂得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搞砸或失去。尽管我也明白，考公并不必然意味着阶层上升，但焦虑全然困住了我的思绪，我实在看不到也想不出别的路径。
我想起工作的10多年来，不断外投简历找工作、上网学习各种知识付费课程，找职业规划师、咨询师的过程，觉得特别可笑——我要是知道这样的规则，还浪费那些时间、金钱、精力干什么？
晚上，我不受控制地反复沉浸在这样的回忆里。
3. 我陷入了这种思维无法自拔，越想越可怕，半夜睡不着觉在家里来回踱步，胸口发闷心脏揪着疼，连续一周都没怎么睡觉。
尽管之前学过心理学，但我其实并不了解抑郁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在那一周，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自己无限接近抑郁症的状态，并且这种感觉无法对外人形容清楚，更别提让别人共情甚至感同身受了。
我脑中的头脑风暴越刮越猛，什么是思维会杀人，我领教到了。
我在半夜里给朋友发信息求助，在之前加入的群里求助，朋友会发来安慰的信息，非紧急救助热线的号码和心理咨询师的免费体验券2次，我依次去试了，但作用甚微，我知道除非我自己停止对事情向坏处发展的想象，可我做不到。
不仅无法停止坏的想法，更糟糕的是，我甚至无法行动了，我躺在床上，不想动，每多一次行动，我都要强迫自己做大量心理建设，然后手脚颤抖着去做，完全不受我控制。
晚上还好，白天爸妈看到我这个样子，会说：起来啊，动弹动弹，去外面逛逛，去玩会儿。
他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我听到这个话感觉是多么的残忍和冷漠，我回想起上课时老师说过的:不要对抑郁症患者说“加油”，这个时刻，我完全能理解了。
4. 我想死，打出这3个字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心理学课的知识告诉我，我可能要抑郁症了。
但我终究还是要靠自己，行动起来，这个念头很坚定地支撑着我。
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社工招考的消息，这次还扩招了许多人，是个好机会，我又有了些希望，于是选择了原来工作的街道报了名，想再考回去。
不料这又是个错误的决定，虽然我笔试考了第一名，但是面试得到了不及格的成绩，我自认为面试答得并不差——通过认识的人打听到，是因为街道不想再收离职的人。
这无疑对我又是一次打击，原本希望的火苗又破灭了。
在考试复习期间，我也对过去的工作做了一些反思和梳理，我忽然觉得当时领导安排的那些又多又杂的工作、以及对我因严格要求而带来的反复折腾是有道理的，正是因为这些经验和经历，才使我在答题中有积累、有思考，考出了笔试第一的成绩。
经过思考和沉淀，我更明确地知道了之前工作应该怎样干、怎样提升、有进步、有积累。
可是已经晚了，我现在知道再多也已经不在那个岗位，只能向前走，也必须向前走。
5. 年初的考试结束后，我又陷入了迷茫，在此期间疯狂地给能联系到的同学、朋友、同事发信息倾诉，表达我的后悔，我知道或许这个时期不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的窘境，也许别人看来很可笑，也许说了也于事无补，但我想不到别的办法，只能倾诉，如果再不让我找人说说，我只会更郁闷。
幸运的是我有肯陪我边逛公园边聊天的大姐，有每周五下了班还和我约饭开导我的同事们，有一遍遍地劝我“放过自己”的老同学，有语音连线用自己经历鼓励我的全职妈妈。
当然我选择的倾诉对象也是在自己心目中认可的、值得信赖的人，“求助是勇敢者的行为”，心理学的知识里这么讲过。除了直接的倾诉，我也和之前认识的职业规划师做付费的咨询。
朋友的劝说分为两派：理性派的想法说的是：它不是一个分水岭！不是改变你后半生命运的事件！你的想法太绝对了！还有那么多年呢！你太看重它了！
而我的想法依旧：它就是一个分水岭，自此，我的工作就从稳定变成了不稳定，从可以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变成了说不定几年就要换个地儿甚至最后找不到，本来我也没有犯任何错误，待着就好，不用再收入不定的、颠沛流离的。
就是因为还有那么多年，才更应该待在稳定的地方！
说我太看重它了？谁知道这14年我经历过什么？14年啊，我从一进去工资800开始熬，熬到离职前终于到手6000块；我以临时工的身份坚持了5年多，好不容易才考上一个合同制，这是一个入职即天花板，一直无法升职的职位，我被领导派往不同的部门当廉价劳动力，不断地适应各种人和工作，这些都没有人能感同身受。
还有的朋友的劝解是善意而无用的，比如会劝我说前两天去吃烤肉，服务员是60多岁出来打工的阿姨，也乐乐呵呵的——我又好气又好笑：她和我有什么可比性？她是因为年轻时没有去工作，难道你的意思是我也可以50、60岁去餐馆打工吗？
还有劝我说别后悔，当初房价大涨之前没买房和不知道应该刚毕业就考公务员的人不也挺多吗？——这跟我又有什么相似？他们是连做都没有做，我是已经上车了自己生生下车的啊。
大家在安慰我的同时，纷纷给我出主意，有让我出去旅游的、有让我去做之前想做却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的，更多人的建议是投简历找工作试试，万一能找到更好的呢。
同时，我也知道了下半年还会有社工招考，感觉状态不好的我有点想全职备考。
疫情造成的大量失业人员都很想试试这个涨了工资的稳定的社工岗位，更何况政府还出台了符合一定条件社工可以考事业编的政策——考回去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多数人不同意我全职备考的想法，一是因为那样压力会很大，如果能找个工作业余时间备考压力会小很多，二是我年初笔试已经考了第一，他们觉得我不用再投入太多去准备考试了。
可是当时的我非常没有信心能再考好一次，但我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决定了，毕竟我现在的处境就是自己决定的结果，所以我硬着头皮开始了投简历及到处面试的日子。
其实我自己对这件事是有预判的——它大概率就是在做无用功，刚毕业求职时的艰难又历历在目，可是至少我在做点什么，有点事做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6. 多年未求职，又没有积累起自己的人脉、技能和资源，打开某直聘，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年龄35岁以下”甚至更年轻的要求，我的每一次投递都在“算了投了也是白费”和“要不试试吧”的纠结中完成。
由于收到的回复少，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考虑距离，有面试就过去了，而且我投了一些政府的第三方劳务派遣，想着如果能入职一个的话也挺好，毕竟是类似的工作、熟悉的环境，对接下来的考试也有帮助。
我太低估了自己对距离远的不适应，去的第一家单位就要单程1个半小时，人事经理除了表达对我辞去之前工作的不解和震惊之外，在听到我觉得路程远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家也住西直门，这里是我工作15年来距离最近的单位了。”
但是我原来十几年的单位只要骑车15分钟就能到了，遇到雨雪天气以及节假日前的拥堵时段，在北京的路况下离家近的优势更加凸显。而单程1个小时以上的距离，光是通勤就已经耗掉我不少精力了。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疫情过后，政府的劳务派遣也变得异常抢手，于是招聘方也提高了不少要求，3个月前还在街道有个正式岗位的我面试劳务派遣却因为年龄问题屡屡被拒。
“对不起，您年龄太大了。”
“你们不是要40以下的吗？我今年5月才刚刚38岁啊。”
“是的，其实38岁不算特别老，但是现在领导都要求35岁以下，上次我们推荐了个36岁的，领导特别不愿意，说了我们一顿，我们也很难做啊。”
我觉得实在可笑，一个38岁的所谓“中年人”，没有辞职还在岗位上，就是单位的中坚力量，一旦辞了职重新找，就被嫌岁数大，我还是那个我，知识、技能、学习能力并没有多大变化，只因辞职就被“年龄”这个首要考虑的标签被一刀切的“拿下”。
还有嫌弃我大龄未婚未育的，在我反复强调自己连对象都没有的情况下还在反复问我是不是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我微笑着说：“我都没有对象，怎么结婚？” 内心想的没有说出口的话却是：如果因为这次入职我就马上找到对象结婚了，那我还真得包个大礼包谢谢您呢！
“抱歉跟您反复强调和确认这个问题，因为女性一旦怀孕生孩子，至少要半年不能在岗位上工作，这也是我们有所顾虑的，我们辛苦培养一个员工，结果那么长时间不能工作，对我们也是挺大的损失。” 跟我说话的女人管我叫“姐”，看起来却并没比我年轻太多，“估计是因为你要孩子早所以才对大龄未婚未育女性如此没有同理心吧。” 我这样想着，说不出口。
尽管经历了这样一通盘问，结果仍然是不被录取，我也懒得问原因了。
那阵子，我还特别质疑“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它是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的一句话，大概也只适用于利用互联网做自媒体的人们吧？——我这样想。因为血淋淋的残酷现实中没有给人生提供成为旷野的充足的客观条件啊！
现实世界中，对于没有什么资源的普通人来说，35岁以后的就业市场就是残酷的，因为劳动力太多了，35岁以后的就业被人们戏称分为三大类：保安、保洁、保姆， 不管你怎么解释自己身体还很健康，不着急结婚，还是会被默认为健康下滑，会被家庭拖累。
尤其是女性，从20多岁踏入职场到40多岁，婚育问题都可以一直成为被雇主拒绝的理由。
但是，被“35岁以下”的招聘要求所困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真的是我的问题吗？问题难道不出在以年龄为“一刀切”的招聘条件划线方式上吗？围绕“35岁”的各种印象太过于标签化，然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各有不同，更何况现在的学习条件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学习各种内容，只要他想。都说提倡“终身学习”，可现实分明在告诉我，35岁以后不可以再转换跑道——但真是如此吗？
我知道，这是我理想化的想法。
我也很愤怒，我也很无奈。
7. 在多次失败后，我入职了一家小学做后勤编外人员。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适应能力：每天一大早的地铁，去之前和之后都要找到自行车去地铁站，中午还不能午休，我每天不到凌晨3点就睡不着觉了，有时还会紧张得腹泻几次，遇到下大雨的天气更觉得自己可怜，还要冒雨回家。
于是那个月的朋友圈我都是自诩为“西直门罗子君”来吐槽发泄的，直到看到家附近的派出所在招警务联络员，说白了就是派出所的第三方，我投了简历，面试体检流程走完接到了录取通知，立刻向小学请辞，几乎是落荒而逃地去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工作刚刚半个月时间，我得到了社工又开始招考的消息。不甘心的我又捧起了10年前的复习资料。
后记
年初惊恐发作引起的心脏揪着疼时不时还会发生，我很后悔曾经大半夜用各种想法伤害自己的行为，可我也知道当时我控制不了它们；我不知道心脏什么时候能彻底好，只觉得这是个教训——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事。
我跨区考了社工，没考上，因为我报的街道计划招80人，但最后因为按比例进面的人数不够大大地缩招，只要了28人，我以综合成绩差2分的结果没有入围。
当然，这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考，但我也意识到这个考试有很多非我能力可控的因素存在，所以执着于此也会作茧自缚。
但我也暂时没有想到不进入这个游戏的话可以选择其他哪些游戏，需要时间来再思考和实践。
每日一语
乳化一时爽，一直乳化一直爽
历史上的今天——乳化篇
1897年11月20日 中德就德军侵占胶州湾一事在北京谈判。
1915年11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秘书长、第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二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导火索之一——胡耀邦之母产下该子。
1945年11月20日 张作霖顾问、大日本帝国时代的日军大将、九一八事变和建设中国东北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与《满蒙自由国家方案》提出者、一等旭日大绶勋章获得者，男爵——本庄繁于陆军大学校切腹自尽。
1962年11月20日 林肯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杰出艺术家奖获得者、“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获得者、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中国控烟形象大使” 、第8至11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解放军文职二级军衔（正军职） ，全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创建者之一、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审委员会任高级评委、六四事件期间身穿军装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并献唱歌曲《最可爱的人》、习近平第二任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母——彭丽媛之母产下该女。
1980年1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案的十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1982年11月20日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接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时指出，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97年收回香港，并保证1997年后「港人治港」、保持香港安定繁荣及香港市民生活方式不变。
1989年11月20日 天鹅绒革命：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爆发达50万参与人数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
1998年11月20日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控制下的法庭宣布奥萨马·本·拉登为“无罪完人”。
1998年11月20日 马绍尔群岛与中华民国建交。
2019年11月20日 安倍晋三成为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