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访了几座涵盖一线、二线和三线的城市，也和一大帮老同学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畅谈。无论话题如何天南地北、上天入地，最后总会绕回一个核心主题——经济下行与消费降级。  我并不是那种出国后与母国信息完全隔绝、印象停留在出国那一刻的“老留”。出国二十年来，我平均每隔两三年就会回国一次。这次相比以往，我特意留心观察普通大众的经济行为。当然，我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察难免有很大误差，所以只能尽力描述个人的感受，不能代表严格的学术结论。 

我联系密切的老同学和亲戚，多属中国社会的中层：高级知识分子、副处级以上的公务员、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以及国有企业的高管。他们代表了经济实力相对较高的群体。与他们交流后，我了解到一些现实情况——不少地方的公务员绩效工资（奖金）已经停发许久，有的甚至超过两年。比如我一位在政法系统任法院院长的老同学就抱怨，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但收入却没有相应提高，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出国旅行这类高开销的家庭活动了。虽然她的基本工资仍能覆盖日常支出，但以前可以毫不犹豫做的消费，如今需要精打细算。  而在高校任职的老同学（多为主任、院长、处级干部）则绩效工资影响不大，但“灰色收入”几乎消失。对这些中高收入家庭来说，经济下行的冲击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而非生活质量的大幅下降。

真正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底层百姓。  我家楼下有一家常去的餐馆，有一道套餐我二十年前就常吃。价格从当年的5元涨到2020年的20元，而如今又降到了15元。老板说，降价的原因是竞争加剧。经济下行后，曾经严格取缔的街边小摊又大量回归，一到傍晚满大街都是卖小吃的摊位，对他的生意冲击很大，降价只是为了维持客流，但总收入并没有因此增加。  另一个直观的变化是，几家过去人流如织的大型商场，如今濒临倒闭，很多商铺大门紧锁。虽然实体零售受电商冲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即便是街机游戏厅、夹娃娃机这类受线上冲击相对较小的娱乐业，也明显客流减少。相比两年前我回国时，热闹程度已有差距。不过，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一些商场依旧人头攒动，显得十分热闹。  我回国正值暑假初期，各地游客众多。然而，几位从事旅游业的老同学告诉我，今年收入比往年同期少了不少。原因很简单——游客来只是看看景，不愿多消费，依赖旅游相关消费的收入自然下降。我这次回国遇到一件事，就是我一个人出去散步的时候，频繁地遭遇骑小电马的阿姨骚扰，她们不断地对我说老板老板，我们这里有美女，可以陪你看电影啊，游江啊之类。这种情形我之前回国一次都没遇到，不知道是不是也能侧面说明经济状况不佳，地下灰色产业死灰复燃？

总体来看，这次回国的感受是：物价普遍便宜，部分服务业甚至略有降价；此前销声匿迹的地下产业重现；政府放松管制，允许街头摆摊；民间对经济的抱怨声显着增加。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已经崩了，很多新房卖不出去，很多豪宅售价接近腰斩。一线城市没有做调查，就不评论了。

再说一些感想：中国当前的经济处境，既有周期性调整的因素，也有结构性问题的积累。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低迷和地方财政压力，使得公共部门削减支出、控制福利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就业市场结构性错配、青年就业压力加大，削弱了消费信心。高收入群体减少可自由支配消费，中低收入群体收紧开支，导致消费降级蔓延到更多行业。与此同时，政府在部分领域放松管制（如允许摆摊）以刺激微观经济活力，但这种“放水”更多是短期缓冲，并未触及收入分配、产业升级等深层问题。如果不能恢复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和信心，中国的内需复苏仍将面临较大阻力。